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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观念的开放性,所拖累的艺术学史难点

发布时间:2019-11-23 19:59编辑:冠亚体育网文学浏览(105)

    一活着作家对死去作家的“评价”

    作为晚辈,参加韦君宜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感慨万千,我想谈一点感受,主要是通过韦君宜看中国左翼文学家的开放性思维。

    不知同学们注意到没有,孙犁辞世的几年间,许多活着的作家都在以不同方式重新评价他,尤其是高调评价他的“晚年写作”。这很重要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代作家要求给死去作家追授更高文学荣誉的呼声,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广大读者,进而影响文学史的写作。当代作家之所以要“重评”孙犁,这是因为文学史对他的评价与他们对他的评价有距离。一般而言,文学史对作家“评价”与作家们的“自评”总是不尽相同的,而且叙述他们字数的多少、强调程度如何,还会反映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和地位。例如,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编“第十八章 第二阶段的共产主义小说”中,谈到赵树理和丁玲,但只字未提孙犁的小说。在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孙犁的名字也未在“专章”、“专节”等头条位置露面。在第二十三章“小说”第四节“现实与民间”中,对他创作有近2000字的叙述,认为他不光在“解放区短篇小说家中”,而且是“赵树理之外最重要的作家。”我们知道,按照文学史编写通例,名字列为“专章”题目的是第一流作家,列为“专节”题目的是第二流作家,比如赵树理和他的创作就是二十二章的题目内容。这就给我一个印象,这两部文学史并不特别看重孙犁;在这些文学史家的认识中,孙犁在上世纪40年代小说中的“地位”实际与人们的期待存在着令人吃惊的差距。

    韦君宜参加革命的时候,在北京的知识界有一个京派群落,再一个是左翼的群落。当时北方左联一些青年加入救亡运动中,这些对韦君宜的影响非常大,应该说她是从象牙塔走到十字街头的一个青年。鲁迅在1927年曾说,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多到前线去了,其实是肯定读书不忘救国的选择。韦君宜属于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为了国家命运,她自然会在清华安心读书,成为一个学者或小布尔乔亚式的作家。作为投身革命的人,毕生的活动主要和文学创作、编辑有关,与左翼文学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她原来清华大学的同学,后来在北京大学工作的王瑶,他们两个人关系不错,王瑶先生早期研究中古文学史,也参加过学生运动,他后来对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其实和他的左翼文化倾向有很大关系。王瑶先生带着丰富的中国古代研究记忆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时候,就把左翼传统曾经有过的封闭性打破了。韦君宜跟王瑶很像,虽然经历过许多挫折,但因为有多种思想的参照,在艰难的时候,克服了左翼思维某些单一性,为文学的健康生长,付出了诸多心血。有趣的是,王瑶晚年组织学生一起修订《中国新文学史稿》 ,就是觉得只在左翼思维里写文学史是不够的,开放的思维才更为重要。韦君宜晚年的编辑、写作也在表现出一种突围意识,并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她对人生与历史的理解与过去曾出现过的僵化的左翼思维已经大大不同了。

    这种状况,在孙犁死后引起了严重不满和质疑。它成为当代作家高调评价孙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们表述中,孙犁不单应进入“文学大师”行列,而且他的精神操守和文化修养也足以成为许多作家的榜样。贾平凹充满感情地写道:“我不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以一个作家的眼光,长期以来,我是把孙犁敬为大师的。我几乎读过他的全部作品。在当代的作家里,对我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起码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沈从文,一个就是孙犁。我不善走动和交际,专程登门拜见过的作家,只有孙犁”。冯骥才态度坚决地认为:“孙犁是当代文坛特立独行的‘惟一’。他是不可模仿也无法模仿的,这便是他至高的价值。”他忧心的是,“也许我们的理论界过于钟情于种种舶来的新潮,对孙犁的空间远远没有开掘。”当然,作为文学史研究者,我们应该警惕活着作家在对死去作家荣誉的“追授活动”中的“过度阐释”现象。更应该注意,九十年代后,“追悼会”或“高寿现象”往往会突然拔高某些作家和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急速扩充和膨胀他们在自己时代中的“精神示范性”。但铁凝诚恳的讲述却希望把我们的不安重新纳入“文学范畴”:“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她所发掘的孙犁价值的理由是,“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而且都已经“尽在其中”。也就是在这意义上,“中国再不可能产生第二个孙犁。”显然,与文学史家的吝啬不同,作家们急欲撕开框定孙犁的文学史框架,把他放在“当代文学”、“古代文学”的宏大场域中来重新定位。他们相信孙犁在文学史中经历了两次“失落”:一个是他与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身份失之交臂;二是他作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传统”最近才被人提起:“如果还有人再写现当代文学史,我相信,孙犁这个名字是灿烂的,神当归其位。”这种“高调评论”是否会对目前的文学史认识形成威胁,并导致它的剧烈波动,我不想讨论这个困难的问题。

    这让我又想起一个人,也是参加过革命,晚年重新反省自己的一生,在创作上很有成就的孙犁先生。孙犁先生晚年博览群书,在左翼传统基础上,又重审京派传统。有人说他是“革命文学中的京派” ,也并非没有道理。他以自己文章的特色表达了文学的丰富性。这三个左翼人晚年的选择,对时代转型的影响,都不可小视。

    但我想提醒同学们注意密集的“作家评论”所带来的两个文学史问题。一个是将文学史中的作家“当下化”的问题。我们知道,在文学史中,孙犁已经是“历史人物”,对他小说已有高度经典化的认识。但是,为什么又会经典化结论中跑出“当下化”的现象呢?这就是当代和当代作家“需要”他。九十年代的文化状况,导致了传统文化的强劲“复苏”。在对“左翼传统”和“消费文化”的双向警惕中,孙犁作品“平淡”、“文章骨气”、“古人古文”的高古品质,显示出警世恒言的认识价值。于是,作家们需要把他从“文学史”中“拎”出来,参与他们组织的精神自救活动,让他来支持他们对“当下”文学的重新建构,并使这种建构因为孙犁这样精神含量较高作家的加盟而获得更大的现实可信性。八十年代鲁迅、徐志摩和沈从文的当下化、九十年代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当下化,都是这种历史重评运动中出现的先例,也都在这种文学史“重写”中大功告成。这种“重评”,在中外文学史上多次发生,也不独是今天文学的特例。但我们仍需要认真分辩,在孙犁和他作品“当下化”的过程中,哪些是他固有的东西?哪些是当代作家根据自己的历史需要添加上去的?另外,这种经过酿造、膨胀而放大的孙犁作品有什么理由重新放回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课堂?我们该以多大篇幅或更准确和合理地评价他?这已经成为作家被“当下化”后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第二,怎样看待“左翼作家”群体在文学史重写中被分化和分离的问题。在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史中,“左翼作家”是作为一个历史整体而存在的。九十年代末,随着“左翼”被重新研究,这个群体就开始经历了不断被撕裂和分化的历史过程。例如,对“左翼阵营”中“激进派”和“温和派”的分析,对丁玲身上“性”、“小资”、“都市”因素的格外关注,左翼与上海现代性关系的研究,左翼如何从全球性转向了本土性,等等。这些研究,使左翼作家接二连三“叛离”原来阵营,开始与非左翼群体、流派和现象亲密接轨。孙犁“重评”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懂得,作家们既然是当代社会的明星人物,他们的看法就会对公众舆论产生强劲影响,当然也将使这个文学史问题更加复杂化。他们的表述会进一步扩大孙犁作品“传统文化底蕴”与“革命文学”之间的裂痕,强化他当年投身革命的“偶然性”、“临时性”的色彩,从而得出所谓“不值得”的奇怪的结论。更值得注意,在八九十年代文学史中重新“复活”的作家,都是与“革命文学”阵营无缘的。而且它逐步强化的认识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凡是“文学大师”,就都不是“革命作家”;而曾被列入“革命文学”发现又是“文学大师”的那些作家,并不是他们自己有“问题”,而是他们与“革命”的关系出了问题。……在此前提下,影响到对“革命文学”的正常认识的,已经不是它的边缘化问题,而是与它密切联系着的历史生活将会在这种叙述中严重走样并将模糊化的问题。这是我在当代作家“重评”孙犁中想到的一些问题。

    韦君宜主持人文社时出版了大量的好作品,包括西方文学作品。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要有气魄的,也要有高远的目光。我觉得她与王瑶、孙犁都回归到鲁迅传统里,延伸了“五四”精神。从封闭性到开放性的过程里,要有几个条件,首先要有一个传统的文化修养在里面,其次有一个世界的眼光,第三是还要有一种批判精神和自我解剖的精神。这些元素韦君宜身上都有。她晚年最辉煌的地方在于能够勇于反省历史,无情解剖自己,在回顾历史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比如她对周扬等左翼作家的描述,与一般的教科书介绍不同,是另一道风景。这些为研究中国左翼文学起伏的历史,提供了令人深思的话题。

    二从“革命文学”中剥离出的“多余人”

    以上所谈的三位前辈,是左翼文坛上的奇人。王瑶先生在左翼思维里的弹性,其包容精神,奠定了中国新文学史研究的基石。孙犁在“五四”这个基点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审视生活的时候,他也使自己的文章打通了古今,遂生出大的气象。我觉得韦君宜先生虽然在小说创作当中还无法跟孙犁这样的作家比,但是她在编辑生涯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胆识,应当说呼应了前两个人的精神,体现了鲁迅某些思想,是当代文学史很重要的一个亮点。他们都终结了文学单一时代的写作风气。

    近年来,在“孙犁研究热”中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郜元宝和杨联芬两位老师的研究。

    现在,我们面对这些远去的灵魂时,深感文化对话的重要。韦君宜是值得研究的对象,目前研究得很不够。我也愿意在学校和学生们一起来深入的研究这样的前辈,使我们的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更有立体感。回顾四十年的历史,我们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这些都和前辈们的努力有很大关系。我们曾受益于他们的思想,想起这一切,对韦君宜先生理应三致意焉。

    杨联芬的《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这篇文章比较有影响,并获“唐弢学术奖”,证明她的观点已得到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充分认可。她认为,如果说接受主流政治领导和规范的革命文学被称为“当代主流文学”的话,出身于工农兵、成长于解放区的孙犁“向来是被作为主流文学中‘正宗’的一派作家看待的。”但她指出,无论孙犁本人的“精神方式”,还是主流文化对他的评价和态度,都让人感到他与主流文化“貌似一体”的关系中的“不协调与不愉快”。为重点论证“孙犁的精神世界远比他的小说文本丰富和复杂得多”这个中心问题,作者从四个方面下手:一,“‘主旋律’边缘的知识分子言说”。根据是,革命文学中很少有人像孙犁那样“去表现女性的形式美”,“文革”中连造反派都评价他是:“生活上,花鸟虫渔;作品里,风花雪月。”即使在战争年代和革命年代,他身上这种知识分子“非功利的、人情味十足的情调”——也即“小资情调”,“自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二,孙犁的观念“深受‘五四’启蒙主义影响”,一生坚持人道主义的文学主张,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虽然“使他轻易实现了人道主义与革命的统一”,然而在漫长岁月里这两种信仰的“不能得兼”,又使他经常感到“痛苦和忧闷”。三,孙犁想调和这种写作上的“中间地带”,但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尖锐冲突的艰难处境”,1947年《冀中日报》以整版篇幅对他纪实小说《新安游记》的批判,都说明这是“无奈的选择”。四,“道德二元:‘多余’的根源”。这是这篇文章的重要支撑点,也是作者借孙犁“重新讨论”革命文学的历史价值的关键之处。她得出的结论是,“孙犁人格中有一个核心的东西,那就是道德中心意识,这是他身上儒家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他的“价值观念”和“个性气质”,都不属于“现实中的这个革命文化”,但理性上又将“主流革命文化视为‘道统”,正是“现实”和“理想”中这两种革命文化的激烈碰撞,使他晚年的“随笔杂著”,“看似道的虚静”,但“实际还是儒的退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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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带着“后革命”的眼光,郜元宝在《孙犁“抗战小说”的“三不主义”》一文中写道:“可以窥见孙犁‘抗战小说’的特点,也可以清理出上个世纪40年代兴盛起来的革命文学之浪漫主义传统的精髓,并据此进一步描写出40年代以迄今天大陆文学以‘柔顺之德’为核心的特殊道德谱系”。正是在这“世纪性”的历史认知框架中,他认为作家“晚年虽有劫后彻悟之《芸斋小说》,但心理皈依仍在‘抗日小说’所记录的‘真善美的极致’”,“无法忘却的早年革命战争的美好经历”,不仅是他“晚年的心理依赖”,也是晚年小说抨击人性丑恶的“唯一价值根基”。这种试图以“后革命”眼光去推敲并追问革命文学“复杂性”的研究,在作者另一篇文章《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中又有进一步展开,但视角与杨联芬已有差异。他认为,“不正面描写北国人民的‘阴暗面’,不正面描写‘敌人’,不触及激烈而残酷的战争场面,这种‘三不主义’显明了中国现代革命文学一种至今没还有获得充分阐释的品质:它的美学上的基调,不是日益紧张化的悲苦愁绝、低回凄凉,而它的主要使命,也不是抗击外侮,或清算国民内部的劣根性”。因此,“抗战时期”的孙犁,“既不简单地从属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启蒙文学的传统,也不简单地延续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与前一位作者企图以“儒家思想”来“化解”革命文学“焦虑”的设计不同,本文作者认为孙犁所代表的主要是革命文学中“对新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的痴迷追求”。所以,“他的孤决与超脱,对人性彻骨的透视,绝对不是针对自己所参与的‘革命’和‘革命文学’,而是针对‘文革’以及‘文革后遗症’。”

    编辑出版界纪念韦君宜百年诞辰

    强调孙犁小说在“革命文学”中的“人性美”并不是新鲜观点,八十年代的孙犁研究就是经此维度而展开的。但有目的地使孙犁与他原有的“革命文学”的精神谱系相剥离,给作家戴上一顶“多余人”的新帽子,却明显是当前文化思潮规训现代文学研究的结果。“娱乐消费文化”的兴起导致了“革命意识”的衰落,由消费文化所派生的文学意识形态,要求“重评”革命文学的价值及其问题,这就使许多左翼作家与“革命文学”基本教义相剥离成为了必然。这是学界近年“左翼研究热”之兴起并很快热闹起来的最大秘密。在座的大多数硕士生、博士生,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这种“新趋势”和“新成果”已经不算陌生罢。

    3月31日,由中国作协、中国出版集团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承办的韦君宜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但不能不注意,这种将孙犁从“革命文学”基本教义中剥离的做法,与目前研究界用“都市”、“阶级与性别”、“身体想象”、“报刊”、“出版”、“叙事”、“殖民者牢狱”、“文本”、“民族国家文学”、“病”、“文学生产”、“日常生活”、“现代性”等新知识来挤压和重释“革命文学”原有内涵的研究视角是互相帮忙的。研究者想通过对作家“原有身份”的还原,来增加革命文学本身所谓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他们引来的却是“革命文学”的另一个“陌生人”;他们用在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外科分离术将作家与他们时代的强行撕裂,来达到重构历史的做法,倒更容易令人“在现代文学的会议中看到这种危机意识的表达”。这类添加式的研究,理所当然会推出以下“新颖”的结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有女人被强奸的情节。但是在这部小说中,此类情节不过是抗日宣传的一种转喻。李七嫂的遭受凌辱被用来展示中国的困境。国家民族主义在此取代了女性身体的意义。”“如果我的分析看上去像是夸大了非政治及民间文艺传统在《白毛女》文本中的地位,而对政治话语的强制机制做了轻描淡写,那么这并非我的本意。”“丁玲不是在理性的层面上讨论‘娜拉走后怎样’,而是在都市的消费文化、社会的凝视的历史背景下,把抽象的‘解放’口号加以语境化了”。“通过牢狱故事与描写对中国统治者和外国殖民者进行‘地狱性’还原、显露与揭示”,“因信仰、政治和革命入狱的政治犯人和广大的‘我们’,在叙事中被‘主体化’与正义化了”。……按照这种添加式研究继续推理,那么“革命文学”单质、一元的元话语,就将被另一种所谓多质和多元的文学事实所代替,它的历史叙事因为被安排了“都市”、“阶级与性别”、“身体想象”、“报刊”、“出版”、“叙事”、“殖民者牢狱”、“文本”、“民族国家文学”、“病”、“文学生产”、“日常生活”、“现代性”这些新成员,它“斗争性”、“阶级性”的历史性质,就应当在这“历史重评”中被彻底地解构。在这种历史理解中,孙犁的抗战小说势必会成为“多余”的东西,也正是在这种理解之后的新锐研究中,与他小说血肉相连的左翼文学在整个文学史中的“重要性”,显然已经是无足挂齿的了。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著名编辑家、出版家、作家, 1936年入党,抗战爆发后毅然放弃优渥家境南下抗日,新中国成立后热情投入文学事业、编辑事业之中,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元老之一,成绩卓著。其中自1961年至1985年离休,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25年,兢兢业业,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她注重抓原创、抓新创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青年作者,促成了一大批重要当代文学力作的出现;同时勤奋写作,先后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等, 《韦君宜文集》五卷本是她一生文学创作和编辑生涯的总结。座谈会上专家表示,韦君宜始终将文学事业看作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为此殚精竭虑,辛勤耕耘,为文学出版事业繁荣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对一些研究者来说,这种“剥离”之价值,是使在孙犁创作中长期被压制的花鸟虫渔、风花雪月、小资情调、道德中心意识、儒家文化精神等“非革命”元素终于扬眉吐气,还变成比“革命”更有价值的东西;在贾平凹、铁凝等心目中,为人、平淡、古人古文和文章骨气对一个作家来说才是性命攸关的,它们是孙犁荣登“文学大师”之位的唯一的前提;而对有的研究者来说,就“可以窥见孙犁‘抗战小说’的特点,也可以清理出上个世纪40年代兴盛起来的革命文学之浪漫主义传统的精髓,并据此进一步描写出40年代以迄今天大陆文学以‘柔顺之德’为核心的特殊道德谱系”,这样就为革命文学的多质性找到了学理的根据。但我必须声明的是,我之所以选一些研究者为讨论对象,其意绝不是要看低他们的成果。恰恰是因为这些出色的成果激活了我的思考,正是由于他们这种提问题的方式进一步彰显出这些问题是不应该被忽略的,至少是不应该不被重新追究的。

    九十年代以来,基于怀疑左翼文学“单质性”历史神话而出现的剥离式研究其实早已不绝于耳,像李书磊对“1942年”延安初期文坛“原生态”的呈现、旷新年对“1928年革命文学”的“再叙述”,都是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即使没有当面质问“单质神话”的虚构性,它们以“文人聚会”、“周末浪漫”、“都市意识”、“商业出版”等话语而包装的另一套话语谱系,也实际对“多质性”视野中的“单质性”残迹做了相当彻底的清扫。九十年代后,中国社会“本来面目”的历史重现,使过分神圣化的历史叙述陷入前所未有的难堪。而对左翼历史的“重新解释”,势必就变成以对它的进一步“稀释”、“掺杂”、“改编”、“戏剧化”为前提来凸现所谓“人性化”的历史内容。当历史因为人事原因仍然云遮雾罩,尤其是当重大历史判断难以进展的情况下,这种以“改写”为主调、以“多质化”为目的的历史重释是否真正达到与它重新搏弈的目的,目前还看不清楚。但更深的历史意味是,“剥离式”研究最终向往的是“文学性”的乌托邦前景,是对八十年代文学规划的重新肯定,是转型社会对左翼历史的并不厚道的重审,是大历史转动链条对文学研究界的必然带动,它的目的是剥离掉社会话语在文学话语周边的堆积、侵蚀和干扰,恢复“纯文学”生机昂然的新鲜气息。“剥离式”研究是要脱离左翼文化所垄断的沉重历史,让中国社会真正与“走向世界”的历史大趋势完成最后的接轨。对这样的“良好用心”,我们怎么能不报以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不过我仍想指出,与“革命文学”相“剥离”也许并不出自孙犁本人的真正意愿,也不一定就是那些曾经为“革命文学”抛洒热血的诸多革命作家的真正意愿,尽管孙犁许多作品、包括晚年作品中确实都夹带着与“革命文学”的不协调甚至紧张性的关系,尽管由于这种关系而给这些当事作家造成过极其深重的精神痛苦,尽管事过多年人们重提那些历史仍会心灵颤栗。但我敢说,这种“剥离”,很大程度仍然只是文学史研究的需要,或者说是研究者为了使现代文学研究获得“新的活力”而不得不采用的立场和研究路径,他们并没有真正“碰”到历史的关节之处。当历史的一切还未“尘埃落定”,我们就这么着急地将左翼历史和左翼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它会不会暴露出也许并不是我们这代人就能解决的另一些问题,说老实话我并没有把握。当然,我得承认,人们已知的八十年代以前的那个“左翼文学”是否是“原汁原味”的,也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文学史命题,对它的追问已经十分必要;但是,我们今天这样做的结果,是“更接近”还是“更疏远”了革命文学本身呢?提出这后一个问题也并不是没有必要。

    三“晚年写作”的发现及其“重要性”

    在推动孙犁“复活”的研究中,另一个需要关心的成果是对他的“晚年研究”,在这方面阎庆生老师倾五年之功而作的《晚年孙犁研究》可说是最出色的代表。

    如果按学术标准去观察,这部著作虽不能夸张说它是“惊世之作”,但至少也属于那种“入情入理”的值得关注的拓展性研究。在阎老师的设计中,孙犁的“晚年”是在对“文革”的大反省和大彻大悟中度过的,与他中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并写出诸多著名“抗战小说”的最初人生轨道简直就是南辕北辙的人生选择。而且,由“孤独意识”、“情爱意识”、“红楼情结”、“反思现代性”、“道家美学”等等组成的强大的“美学与心理学”的新的坐标,终于“压倒”由诸多大概念而堆积的“革命意识”,于是得出“晚年”价值超过“中青年”价值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孙犁的“文学史形象”应当改写的尖锐命题:

    孙犁作为文学大师的实绩,主要在于他的晚年。以“晚年”为审视点来研究孙犁,有助于打通这位作家早年、中年和晚年的创作,从动态发展中把握其一生创作与文艺观、美学观的演变及其价值,从中找出某些带有规律和学科意义的线索,从而为文学史提供比较典型、完整、深入的个案。只有这一个案做扎实了,并在它的基础上展开纵的和横的两个向度的真切比较,孙犁这位文学大师的真正价值,才可能被学术界和广大读者进一步认识。

    作者认为,“文革”是孙犁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书衣文录》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罕见、奇特”的写作,“‘孙犁现象’的当代意义,就在于他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生存困境中”,在面对文化专制时,以这种特殊方式建立起“作为纯粹文化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并经过极其痛苦和矛盾的“忧患意识”、“入世与出世的意识冲突”、“恐怖感和大病之后一度出现幻觉”等等过程,最后皈依了与“革命叙事”截然不同的以“自然”、“平淡”为思想主轴的“道家美学”的境界。“孙犁晚年的美学思想,正是以道家美学思想为其基质的。他相当有深度地承传了道家崇尚自然之道的美学思想,并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作出了创造性发挥”,“道家美学思想是贯穿孙犁晚年文学活动的一条红线”;“文化精神化入主体的生命,便成为一个人的人格”,而“人格理想与审美理想的统一性,使孙犁在按照道家人格范型塑造自我时,自然而然地在审美理想上追求‘平淡’,在艺术创造上经过长期磨练达到了一个高的境界。”在作者看来,“此一时期长达20年,孙犁读、写日夜不辍,理论、创作两翼并进、良性互动,文、史、哲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他“超越”现实关怀、入世情怀等矛盾的“强大的张力”。而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新’‘老’孙犁的蜕变。

    在将孙犁“晚年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学的久塞管道打通的工作上,《晚年孙犁研究》作者难能可贵地建立起他自己一整套的逻辑。而且无疑,这套逻辑由于与贾平凹、铁凝、冯骥才、从维熙等“重评孙犁”潮流的积极合流,并与近年现代文学界“左翼研究热”产生精神共鸣,显然已对目前的孙犁研究构成可以想象的文学史压力。它使下一步的“孙犁研究”处在左右为难当中,因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逻辑”中,任何与它悖逆的研究结论都无法在学术界生存。不过,以“晚年”来压倒或修复“中青年”的研究方法在学界并不新奇,九十年代后,陈寅恪、吴宓、顾准、季羡林等“文化名人”的“晚年发掘”是人们熟知的“显学”。这些发掘使一批文化明星在一般读者中,甚至在研究界大受追捧。它通过“晚年”的“主体性恢复”来鞭挞文化专制主义,降低处在文化专制之下“中青年”时代思想和写作的价值,从而宣布“晚年”与当下文化语境的接轨。这种历史叙述的本质不是要强调被叙述者一生各个时期之间的传承关系,而重在宣布它们之间的“断裂”、“分离”、“脱轨”,或者它是以“断裂”为前提和代价来借以证明“晚年”在“当代的意义”。孙犁“晚年”的“再评论”和“再研究”,所追求的难道不就是这么一个“历史的结论”?

    同学们知道,假如我只讲到这里,它显然不再是“文学史”的问题,而跑到思想史领域去了。所以,我想接着追问。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认为孙犁直到晚年才根据自觉建立他“作为纯粹文化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那按这种研究逻辑势必就会推理出,他40年代作为一个“革命文化人”是不“纯粹”的,因为他没有找到“安身立命之‘本’”。这实际等于说,“革命文学”所反映的并不是人类真正的“终极价值”,而“道家美学”才是真正的“终极价值”,它才是作家写作的最根本的依据。在这种命题中,孙犁40年代的“抗战小说”的历史合理性将会被推翻。而实际无论在现代文学史、还是当代文学史上,孙犁主要是以“小说家”的身份被世人认知的,那么上述结论会不会将导致这种文学史结论的重写,导致这一历史认识的重大危机。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晚年研究”和“晚年发掘”是响应并倾向于“新世纪”文化语境而出现的“研究热点”,作家40至60年代的“革命小说”由于与这种文化语境产生矛盾而成为熊市股,这样一来,孙犁的晚年写作就被表述是一种优越于他中青年写作的“更成功”的写作。但据我知道,一个作家的“历史”,实际是以他的创作过程为线索的“历史”,换句话说是以“文学经典”为根据的历史。《荷花淀》、《芦花荡》、《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文学经典正是孙犁在“中青年”时代所创作的优秀作品,经过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无数遍筛选,它们已深深植入广大读者和文学研究者文学记忆之中,使人一想起这些小说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孙犁这个名字。那么,我们凭什么故意遗忘这些文学史经典,而用他晚年的《芸斋小说》、《书衣文录》和那些随笔、散文加以替换?我们有什么理由把这些“晚年写作”经典化,其根据是新世纪文化语境吗?这又是由于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另一番文化暴民的过分功利化的举动?凡持文学经典主张的人,都很可能会产生这种文化的忧虑。但是必须承认,这种文学史“结论”却容易被人怀疑是一种语境化的结果,“晚年研究”的进入,将会使原有文学经典和当下语境的矛盾处在水火不相容的状态。由此可以提问,特殊语境当然能够催生新的问题意识,但它能否就此认定新的文学经典篇目,在多大程度上能使这种认定变得“毫无疑问”?同样是一个值得当心的问题。第三,“晚年孙犁”所夹带的绝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如何评价传统文化、传统美学与革命文化、革命美学关系的问题,或者如何在今天语境中重新“安放”后者的文学史位置的问题。既然传统文化、传统美学在孙犁研究中的复兴,目的是要“复活”被现当代文学史埋没的孙犁,因此势必将牵连出如何重新评价孙犁“革命作家”身份这个更加敏感和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想当然地把孙犁创作中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因素从“全部孙犁”中剥离出去的时候,孙犁创作中的革命文化和革命美学不仅处在被压抑、被关闭的状态,而且还与他的整个历史发生了严重断裂,以至会出现所谓文学史上“两个孙犁”的现象。进一步说,如果以孙犁为个案,再由他的研究推及到“晚年胡风”、“晚年周扬”和“晚年夏衍”的研究,从而启动对整个左翼文学的大规模的“重审”工程的话,那么左翼文学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最终历史分手就将不可避免。由此看来,“晚年孙犁研究”一定意义上增进了革命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丰富性,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它引来了另一层意义上的简单化、平面化的问题。尽管孙犁研究者未必会同意我的这些观点,但这不等于由于这种反对而我所说的问题就因此不存在。

    四现代作家在“当代”的“复活”

    孙犁“复活”绝不是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事例,在此之前对周作人、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徐志摩、赵树理、汪曾祺和郭小川等人的“重评”早已经开始。“经典的一个功能之一就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历史意识的一次变化,比如像18世纪所发生的那样,将引发出新的问题和答案,因而也就会引出新的经典。”“政治制度的变化”,都会改变“那些监督和认可经典的机构,因而也改变了经典的内部构成。”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同学们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当会知道在晚近十几年中,上面提到的作家都在课堂和研究中陆续复活。其实还不止这些,许多在文学史中被长久埋葬的文学观念、理论、流派、现象、主张和术语,也都经历过这种“向死而生”的文学历程,如“人的文学”、“人道主义”、“感情”、“美感”、“京派文学”、“海派文学”、“鸳鸯蝴蝶派”等等。这是因为什么呢?在我看来,这是“社会转型”对“文学史研究”进行“干预”的结果。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习惯于从文学史的视角看文学史问题,认为文学史研究只是行业内部的问题,与正在发生、发展的社会没有多少关系,否则就不算是“纯文学”,这其实是一个错觉。一定程度上,文学史是社会史中的一个组件,当社会史这个母机的运作规律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文学史势必会调整自己的齿轮,产生配合式的反应。但是也必须看到,一个现代作家在“当代”的“复活”仍然是有条件的,有“文学规律”和“人事因素”等因素,不是什么人想复活就可以复活,对于很多作家来说,这种现象在他们身上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次发生。而且,这些“条件”又必须是与“当代”社会语境密切联系的,是后者精心认定和挑选的,它们提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证明后者存在的合理性。而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年龄”、“事件”、“遭遇”、“传统文化修养”、“大家庭出身”、“历史同情”等等,就是我所说的这诸多种“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伦理因素都在参与对文学史的“重写”,它将“历史的同情”赏赐给一部分作家,同时冷落另一部分作家,它是要将前一部分人从他们原属的“流派”、“群体”和“现象”中抽离出来,成为人们今天看到的许多新版文学史中“充满新意”的章节。这样的例子,我们已从近年出版的文学史关于周作人、张爱玲、赵树理、孙犁、汪曾祺和郭小川的叙述部分陆续地读到。

    综上所述,对于活在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对“当代”有着深刻生存体验的研究者来说,都会认为最有资格促使孙犁“复活”的莫过两个因素,一是他在“当代”的“遭遇”,另一个是他的“高龄”。阎庆生老师写道:“新中国成立前家乡土改时,因对家庭成分有保留意见被‘隔离’过”,孙犁曾“很为这种变化而苦恼”;“1966年夏袭来‘红色风暴’,给孙犁带来了厄运:遭受批斗和百般侮辱。在被揪斗受辱的当天夜里,他‘触电自杀,未遂”;所以“几十年来孙犁在革命文学队伍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杨联芬老师的文章也告诉读者:“建国初,《文艺报》为活跃学术气氛,刊登了孙犁与几个中文系学生讨论《荷花淀》的通信,很快便收到‘无数罡骂信件’,孙犁再度因‘心浮气盛’而受创”,这些因素加上他的处世方式、中庸色彩,更“加深了他‘多余人’的处境。”我们知道,这些材料的出笼将对新的研究结论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们拨动了学术界最敏感的神经。这些研究和它们的结论使人相信,而且连我们这些所谓最为“清醒”的“文学史研究者”也不得接受这个与“历史材料”相连接的“事实”:正因为政治因素葬送了一个有才华作家的文学前途,它因此将激发文学史写作对于他的同情。在新时期对现当代作家的研究中,同样事例之所以频繁地发生,原因就在研究者对“当代”的这种重大历史认识。我虽然在《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这篇文章里认为,目前文学史著作对“共时态”中“当代”的认识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不得不承认,大多数研究者对“当代”的“历时性”的看法却接近于一致。这就是,新时期的“当代”,与十七年和“文革”的“当代”是根本不同的,它们是不“同质”的两个历史时期。在十七年和“文革”的“当代”中,正直和有才华的作家都遭遇了“文学厄运”,他们的创作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当将这些作家“回收”到新时期的“当代”,这些“文学厄运”不仅会受到同情,而且其“价值”也会得到普遍的肯定。显而易见,我们在这种“当代”认识的主轴上读两位老师所列举的历史材料,自然不会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更不会怀疑它们作为“重评”孙犁历史根据的正确性。

    事实上,即使在九十年代后,这种政治/文学二元对立的理解方式并没有在“重写文学史”的声浪中出现“变轨”,它一直是支持文学史写作的基本游戏规则。胡风、冯雪峰、丁玲等因为五十年代的落难,使其在八十年代文学史中得以“复活”;周扬、夏衍在“文革”中的遭遇,使其“文学史形象”在八、九十年代不断被极大地修复和调整。同样道理,正因为有“左翼文学”势力长达数十年的压抑、删改和涂抹,周作人、张爱玲、钱钟等的“非主流作家”身份在新时代才得以“咸鱼翻身”。也即是说,最近一二十年来,“文革”和“市场经济”已毫无疑问地成为改变“经典认定机构”和“经典内部构成”的两把最重要的历史钥匙。它们以“历史补偿”的方式,使许多已经沉寂在文学史叙述中的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回归公众的视野。孙犁的“复活”很大程度是依赖于上述历史背景才成为可能的。更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和我们研究的对象,都曾活在“当代”,因此我们会把我们对“当代”的历史感受带入到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当中。我们会把我们对“当代”的某些“反感”的部分认识,如对“文革”的负面看法,作为一个研究出发点和逻辑起点,来重新建构我们的文学史观念,并对符合这一观念的作家作品进行重评,而孙犁,不过是这众多历史取样中的一个突出例证。所以,当我们在进行这样的“文学史写作”的时候,同时也应该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学史认识。这正如陶东风所指出的:文学史家不必对形成文学史的“原则”本身提问,而“文学史哲学家所要提问的恰好是原则本身”。“文学史哲学是一种元文学史学,如果说一般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文学史事实,以史料为依据重构这一事实的进程;那么,文学史哲学的对象就是人们用以重构评价过去了的文学事实的框架、依据、标准,它要询问:这些框架、模式、依据、标准是否合理?文学史是如何可能的?”因此,“文学史哲学的任务不是将过去了的事实装进一个模式或框架中,而是对模式和框架进行反思,通俗地说,是解决如何写作文学史的问题。”我这里引用陶老师的观点,目的是要引进另一个视镜,借以“反观”孙犁因个人“磨难”而“复活”的这个文学史写作模式。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它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而是首先了有了这种“模式”,也才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学史结论的。

    再看影响孙犁“复活”的“高龄”因素。孙犁1913年生,2002年谢世,属于现代作家中的高龄老人。为什么高龄老人在今天时代特别容易被标榜为“文化名人”,他的“影响”可以翻越本领域的地界,而受到全社会的共同瞩目?一个原因是,九十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兴起,八十年代对文化、文学的迷恋,转向文化和文学被当作消费产品的大众文化消费。人们普遍感到精神生活的无着、空虚,没有信仰成为这个时代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个高龄作家、学者“精神价值”的放大和扩充,不仅使研究界重新夺回对文化和文学的“解释权”,而且前者作为一种最佳“消费产品”,也特别容易受到精神生活贫乏的大众的特别青睐。“季羡林现象”的持续升温,他的随笔之成为“热门读物”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这些随笔真的就写得独异、深刻,而是在于他的名字和随笔已经成为大众文化消费对象,成了热销产品。第二个原因是作家、批评家对“当代文学”的普遍不满。我们知道,今天的所谓“当代文学”,实际就是“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由于它是从一个经历了严重文化毁坏的时代开始的文学,而且文学补课与文学建设同时进行,其起点和视野都不能算高。三十年来,虽然已拥有贾平凹、莫言、王安忆、余华、阎连科这样“功勋卓著”的重要作家,当代文学却并没有出现自己的“白银时代”。汉学家顾彬的“指责”尽管偏颇,我们也不一定完全认同,但他毕竟道出了人们对当代文学现状的普遍不满和担心。这就为孙犁的“复活”提供了深刻的现实根据。作家、批评家指认孙犁为“文学大师”,正因为当前文坛没有“文学大师”;孙犁在没有文学大师的时代的“二度”出现,恰恰说明解释者有意在扩大、夸张他的小说和晚年随笔的“思想艺术价值”;人们把孙犁拿出来关照、批评“当代文学”,更说明当前文学与外国翻译文学的接轨而与本民族文学的断裂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通过孙犁“复活”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感觉到人们对“当代文学”的整体不满,进一步说,也包括了人们对当代文化、当代学术现状的整体不满。在经济积累成倍增长的年代,当代文化、学术和文学并没有获得与之匹配的增长、扩充,并像经济那样产生“走向世界”的巨大动力和辉煌前景。在这里,孙犁的“高龄”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面高悬于当代文学之顶的历史镜子,它是在以“世纪性”的眼光重新打量“新时期三十年”的“文学”,客观上还起着反省的作用。

    现代作家在“当代”的纷纷“复活”,显然还与当代中国仍然处在重大“转型”之中的历史状态有关。我们知道,这种转型不光在悄悄修整、复苏和恢复被革命时代压制的许多东西,使中国回到与世界各民族价值互通的“正常社会”,而且它也构成了重大的历史“重评”。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例,我们注意到这二十年间,它的文学史“地图”被一再改写、挪移和调整。先是沈从文在八十年代初的被“重新研究”,接着是徐志摩、胡适、梁实秋,是京派文学、海派小说、第三种人、自由人、战国策派等被恢复本来的“历史面目”;九十年代后,周作人、张爱玲、钱钟书这些被“现代文学史”所认定的“非主流”作家,纷纷“重回文学史”,明显是在以“主流”作家的身份威胁到鲁、郭、茅、巴、老、曹等人的“正宗”地位——当然,这种做法已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了争议。人们在八十年代“当代文学”中还发现了一个汪曾祺,原因即在他的带有旧时代痕迹和笔法的小说,在当时人们看来,比“革命文学”具有更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审美趣味,所以他的小说在某些“先锋作家”心目中,比“革命文学”更有“艺术价值”。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自由主义”、“人性”、“纯文学、“传统文化”、“古人古文”、“士大夫气质”、“十里洋场”、“都市化”等等一起重现出那个在历史中“消失”的“二三十年代”,它被看作是一个令人惋惜的“历史生活”。它因为中国社会转型被请回到“九十年代”,它所带来的是都市、知识分子和文学的“现代性”,被认为是土头土脑充满乡土气息“当代”文学所根本缺乏的。“二三十年代”就这样重新挤占了“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的历史地盘,它以“历史还乡”的形式,正在那里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

    一定意义上,孙犁正是与一个被历史虚构的“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观和文学观一起被“请回”到当代文学中的。他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古人古文”、“士大夫气质”之所以被大肆渲染和高价标示,他的“‘五四’启蒙主义影响”、“痛苦和郁闷”之所以被开辟成新的研究资源,他的“以‘柔顺之德’为核心的特殊道德谱系”之所以作为重评左翼文学的批评话语,还有他的所谓“平淡”和“道家美学思想”之所以被忽然拔高价值水准,目的都是为了与那个在过去历史中“消失”而又在今天历史中“重建”的“二三十年代”进行热烈而隆重的历史性接吻和拥抱。它的目的就是要扭断孙犁与“抗战”、“革命”的所有精神联系、所有纠葛和所有记忆,而与“新世纪”完成全新而轰轰烈烈的精神婚礼。所以,为了更有利于孙犁对于今天的“历史叙述”,研究者才会如此大胆和公开地“剥离”和“贬低”他作品中的“革命气质”,发掘其被压抑、忽略、埋葬,特别是在晚年随笔中才涌现的“传统文化”精神,最终目标仍然是为了将这位已死去六年之久的老作家净身抬到今天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大众时尚的平台之上,成为另一位“尊神”。……站在这个立场,尤其是站在这种文学史研究视野之中,我对孙犁发现者、研究者们表示极大的“历史的同情”,我不认为他们这样做就没有道理。……我之所以那样地把他们的言说作为新的文学史样本来研究,目的还是希望增强文学史研究本身的张力,与我的对象之间展开有质量的学术搏弈和心灵的对话。

    不过,我不觉得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请回“二三十年代”,和请回孙犁就一定能解决目前的所有问题。我想说,绕开“左翼传统”和当代“社会主义经验”的这次精神“还乡”,就一定能够缓解或摆脱当前已经非常严重了的文化危机吗?且不说这种工作已经造成了“左翼文学”历史空间的极大收缩、扭曲和质变,和二三十年代、孙犁文学价值的人为扩大化,就说这种文学史研究吧,它是否真正带来了学术研究的进步?而不是已经出现过多次的所谓的“翻烧饼”?这种以展现、释放文学史之复杂性、丰富性的研究,是不是同时也在牺牲历史认识的深度冲突、矛盾和痛苦感呢?说老实话,我比较赞成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这本书中的某些看法,他说:“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即是革命人物也会比当前困难的途径迷惑,而一时失去方向感。”所以,他建议要在数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历史“纵深”中,发现和认识问题。在我看来,孙犁“复活”负载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左翼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二十年来,这种基本关系一直在极大地困扰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很多人想用“去左翼”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上收效甚微,因为很大程度上它的“成果”主要是一种“话语的状态”;当人们把“非左翼”的东西添加在研究对象身上的时候,后者身上原有的“左翼元素”不仅没有被剪除,反而因为剪除手段的过于简单化而显示了它的“在场性”。我认为他们在用“新孙犁”来压“老孙犁”的时候,新的“文学大师”所代表的新的“当代文学”不仅没有露面,反而将原来的那个当代文学弄得面目全非、更加的不堪……我不敢说,但确实已隐隐意识到了,那些过于性急的历史研究者,正在受到曾经被他们藐视过的历史本身的折磨和无休止地考验……

    注释:

    贾平凹:《孙犁的意义》,2005年4月5日,18:18,新浪读书。

    冯骥才:《悼孙犁—留得清气满乾坤》,2002年7月19日,14:28:25,千龙新闻网。

    铁凝:《四见孙犁先生》,2002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从维熙:《纪念孙犁》,文学视界编辑整理。

    贾平凹:《孙犁的意义》,2005年4月5日,18:18,新浪读书。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

    郜元宝:《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同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郜元宝:《柔顺之美:革命文学的道德谱系——孙犁、铁凝合论》,《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在八十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孙犁研究热”,值得提到的成果有:郭志刚、章无忌的《孙犁传》、赵园:《孙犁对于“单纯情调”的追求》,以及散见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杂志上的大量论文。

    程凯:《2006年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评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4期。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唐小兵编《再解读》,第47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唐小兵编《再解读》,第89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罗岗:《视觉“互文”、身体想象和凝视的政治——丁玲的〈梦珂〉与后五四的都市图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逄增玉:《三十年代左翼“牢狱文学”》,《粤海风》2007年第5期。另外,还可以参考程凯、张宁、赵寻、孟庆澍、刘震、孟远、岳凯华、袁盛勇、姚辛等人近年来的论著和论文。

    阎连生《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第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阎连生《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第3、15、215、248、245、246、258、1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阎连生《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第3、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

    陶东风:《文学史哲学》,第2、3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28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 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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